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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看来，这种比较，不论其存在怎样的“绝相殊异”处，还是具有怎样的“遥相吻合”处，对于创造出“世界性新史学”都是有意义的。这是作者的理想的看法，中西史家确实应当多一点这样的理想，而少一点狭隘的偏见。第四，中西史学比较，应首先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做起，作者写道：“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研究史学的起源以及史学原理的创获等史学史上的大问题，非自中西古代史学比较起，无法获得令人兴奋的结论。”[34]作者所说的“令人兴奋的结论”，除了发现那“绝相殊异”或“遥相吻合”处以外，或许还包含对于中西史学的追本溯源、考镜源流而又有所得的种种收获。这样，也就可以避免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35]的窘境了。
从上述的理念和方法来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工作是艰难的，而前景是令人兴奋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定会有更大的作为，从而促进中国史学以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
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一是要提高认识，二是要摸索方法。在认识上，这些年来我们都有所提高，也增强了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在方法上，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探索。这种探索，是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对一的比较，即一个史家与一个史家的比较，或是一本史书与一本史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长处是，能够把问题展开，做深入的、细致的、全面的比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其不足之处是，或因时代的“错位”，或因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这无疑会给比较带来困难，而对于比较所得的结论，往往也会使作者下笔踌躇。第二种模式是提出问题做比较，如上文说到杜维运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中，提出“天道色彩”与“理性主义”、历史资料与历史思想等问题，做中西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长处是，能够把问题提得极为鲜明，也可以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但在判断上如不谨慎，则容易陷于片面或武断。这是因为史家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在中外史学发展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故难以做断然的结论。第三种模式是以时代作为比较的对象。这种比较的长处是，作者有较大的空间进行思考和发挥，既不限于一人一书，也不囿于某个问题，可择其可比者比之，不可比者避之，所做判断亦可留有余地。这种比较模式的难点在于，在相同纪年的范围之内，所比史学的生成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可能有所不同，这又会给判断带来困惑。第四种模式是，以时代为框架、以彼方为参照、以己方特点为依归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长处是，顺其自然而论说之，使“绝相殊异”处与“遥相吻合”处皆跃然纸上，凸显于读者面前，以促进互相吸收、共同发展，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