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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这种不满又逐渐扩大到杜威体系的理论基础，最先是对把杜威思想引入中国的那些口号的废弃。“教育即生活”是在教育界曾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边有什么用意。”[67]陶承认他本人曾笃信这一公式，即把社会环境置于学校之中的构思，但“七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68]
杜威思想不适应陶的需要和正规教育本身不适应这些需要是紧密相连的。陶行知觉得，在学校以教育为中心是不够的，即使是引用最先进的方法。企图使学校“社会化”，无异于在鸟笼里放些枝叶。一个人得到的仅是社会环境的概况，一种缩影，然而缩影和现实世界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鸟儿依旧是被囚于笼子中，学生也依旧为正规教育的固有缺陷而限制。[69]
陶的上述论述，旨在对杜威理论的侧重点和目的进行调整。教育走出学校而以社会为其基础。陶的“教学做合一”思想于是便焕然一新。
为了实现“教学做合一”，我们不再提倡“教育即生活”了，我们不能再容忍把学校变成社会的雏形。这种新思想使我们开拓了视野，并积极投身于大自然和整个社会。
在此过程中，陶不得不对杜威的学说加以改造，“把它翻了半个筋斗”。陶提倡“生活即教育”，以代替“教育即生活”；提倡“社会即学校”，以代替“学校即社会”。他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起初是在他的平民教育运动中，尔后又更加成功地运用于晓庄。陶认为自己的新模式是杜威理论自然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