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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史论为了深入地阐明隋亡的教训，还进一步把文帝、炀帝时期的政治作了比较，指出：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146]《隋书》史论的著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所推翻。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质而言之，就是对百姓的“使”与“敛”要有一个限度。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活国安人”，超过这个限度，就要“怨”、“叛”丛生。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悲惨局面。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147]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皇朝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