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kbule字幕剧情介绍:

把文学封闭于文人单纯审美创造的文学传统柔化了中国文人的精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文人同他自身之外的广阔现实隔绝开来。由于传统的中国诗歌要达到的是一个费尽语言机巧，又要使之显得像完全语出“自然”、天然去雕饰的艺术境界。为达到这一境界的高难度，文人为之甘愿呕心沥血。所以很多的文人不惜“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在字句的推敲和斟酌中耗损掉了精力，沉溺于单纯的文字游戏中无法自拔。这种文学的流弊无疑会使文人的性情、生活乃至文学都温和化了、雅致化了，甚至为了追求趣味显示作者的高雅，往往在文学之中故作姿态，使文学变成笔墨之趣和文字游戏，也最终丧失了文学应该有的内在品格和精神气象，完全贵族化了，坠入“高雅癖”的深渊。其结果就是让文学在文人的情调和高雅之趣中故步自封，遗忘了文人这一小团体趣味之外更广大的人群。文学难以植根于中国大地之上，与广大的现实发生关联，获得博大的气象。
可见中国唯美派的关门主义文人文学传统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它限制了受此影响的中国文人的精神视域，使他们一方面不太把精神向自我存在的深处伸展，对自我生命不懈地追问；另一方面也不能外向社会做深广的研究，与现实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所以这些文人就既缺少把握外在世界的“坚信的主义”，也没有对生命进行深刻拷问的宏深的理性。这同时造成文学局限于文人这一小群体的生命情调和审美趣味，走不出文人自我的狭小生活界面。这种关门主义文人文学的持续，最终使文学甚至不对文人所有的生活经验开放，只把它留给文人私生活的风雅之事（如登山临水、琴棋书画之乐，甚至是流连青楼之事）。这种忽略社会和意义、执着于教养出来的文人情趣及生命情调的文学传统流布至五四时期，借助新输入的西洋文学、借助新文学的表现手法“借尸还魂”，曾被新文学发动者们作为批判的靶子。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曾批评毫无创新仅依托对文学传统的习传，就来制作诗文的行为，“最为憎厌”，认为这种在古典文学的巨大惯性之中制作出的诗文，“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是“似是而非，貌似实而非”的虚假之作。他痛恨泛滥于诗坛一味抒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唯恐其早谢”之类的已成惯例的文人感伤。认为“此亡国之哀音也”，“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陈独秀则更是认为此种与现实隔离、封闭文学传统的情感模式及表达方式的文学“失独立自尊之气象”“失抒情写实之旨”“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这种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82]。茅盾则更直接地批判过当时在各种出版物上多致车载斗量的唯美文学和颓废、浪漫倾向的文学。他认为这些文学兴旺的原因在于中国智识阶级中中国名士派思想的毒太深，“中国名士派最坏的习气是狂放脱略。他们狂放到极点，以注意政治现象为卑琐；他们脱略到极点，以整饬治事为迂俗，他们把国家兴亡之事，等之春花秋月；他们无论办什么事，总是一篇糊涂账”。受名士派毒害至深的中国智识阶级并因而也“缺乏组织力与活动力”。所以他们也不顾现实，容易在“一切事都无意味”中颓唐，或躲在唯美主义“醉罢、美罢”的文学里“闭目空想”“求得些精神的快慰”，在其中“自欺欺人”。而西洋浪漫派、颓废派、唯美主义“一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名士派的余孽认了同宗——于是就穿上了外来主义的洋装”“拾几个舶来的已成为滥调的西洋典子”“日日想沉醉在‘象牙之塔’内”[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