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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通鉴》学，也反映出了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不论是注，是论，是补作、续作，它们都表明《资治通鉴》在史学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宋、元之际的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认为，北宋刘恕撰《资治通鉴外纪》记《通鉴》上限以前之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于是他采用邵雍《皇极经世历》和胡宏《皇王大纪》的体例，损益折中，“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名曰《通鉴前编》。金履祥对于此书很自信，曾对门人许谦说：“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后王所当法；战国申、商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则是编不可以不著也。”明代学者也称其“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先儒所未发”[22]。此书旁征博引，对古代史事的考订用力甚多。但对“共和”以前史事记述不如刘恕以《疑年》处置稳妥，而“援经入史”亦非史家所尚，其于“好奇”亦不减于刘恕[23]。论者多以金履祥为南宋人，而元修《宋史》不曾为其立传，这是把他视为本朝人；明修《元史》为其立传，表明明人是尊重了元人的看法，钱大昕亦遵此说。